同理心，不需大道理，就是暫時放下自己，換位在他人處境思考……有時候它只是一顆滷蛋，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，一點適時溫暖的微笑。
如果人生你喊苦，而你不是難民、不是乞丐、不是無家可歸者，甚至你仍擁有家人、擁有健全的四肢，我想大膽地說：你的痛苦，可能不是來自於痛苦本身。你的痛苦與憤怒，可能一大部分來自你欠缺「同理心」。你無法換位思考，你永遠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，觀看他人與社會，並且因而放大了自己的「不幸」與「不平」。
托爾斯泰有句名言：「每個幸福的家庭，故事都是一樣的；每個不幸的家庭，各有各的不幸。」
現代人的仇恨或者輕微一點說彼此之間的「誤解」與「隔閡」，許多正來自於欠缺同理心。我們看到一個老榮民的背影，刻薄者稱其「中國難民」，勢利者認定他們「底層窮人」；有多少人在一個榮民擦身而過時，想到他所屬的時代悲涼，感念他們的奉獻與卑屈，反省我們的殘酷與冷漠。
「同理心」的建立如此匱乏，小從家庭內部的親情，職場彼此的互動，擴及社會不同群體。世間有這麼多的兄弟鬩牆、社會仇恨……因為「同理心」，不是我們的本性，也不是我們社會教育的主題。
我們的本性是觀照自己，不是理解他人。我們的本性在不知不覺中自私且無情；除非透過反省、經由學習，承認且意識此種「人性的匱乏」，我們的本性才能盡量避免「平庸之惡」。是的，平庸之惡，當我們將人性停留於直覺的平庸時，我們的本性便會惡罪其中。我們甚至不會自覺，理所當然。
這是著名的學者、也是我研究所第一任校長漢納．鄂蘭對極權主義起源的精準描述。人，不用太壞，只要沒有為他人設想之心，只要愚魯且自私，便可能成為邪惡之人。
而克服這種人性之惡的方法，正是「同理心」。
我人生第一個同理心的「大事件」，來自外婆的重病。十一歲之前，外婆對我的疼愛照顧，無微不至，直到她突然心臟腫大，住進了台中中山醫院加護病房。
那是某一個傍晚，外婆突然喘不過氣來，四阿姨一看不對勁趕緊帶著外婆住院。我看著救護車呼嘯，笛聲回鳴，好像準備穿透我的一切，永恆隔下一道分割線。
之後，我又跑又走了約莫三十分鐘的路程（在那之前，我出名也可笑地連過街都要大人牽手才敢過街），經過了十幾個紅綠燈，穿越了許多不熟悉的街道，不斷問路邊人：「請問中山醫院在哪裡？」那是我的第一次「流浪」，我知道我往哪裡去，卻不知道自己的遠方有多沉重。我明白一個十一歲孩子在醫院裡不能做什麼，但是我必須抵達那裡，那是我在人間惟一的依靠，她躺在隔著一個高牆厚門的病房裡……她正被急救，醫生說她可能度不了。
我不是一個節儉的孩子，外婆給多少零用錢我從來只有透支，沒有存餘。深夜，茫然地回家，口袋只有五塊錢台幣，飢腸轆轆，到了家門對面的麵攤子，下意識走進去，點了一碗陽春麵。
麵攤老闆是一個外省退伍老兵，煮得也擀得一手好麵。外婆疼愛我，常常瞞著阿姨們帶我至麵攤子點滷蛋、海帶芽、滷豬耳朵，加一碗陽春麵。那個深夜，老闆看我一個小孩走進來只點陽春麵，便慣常地問：「滷蛋？」我平靜回答：「不要。」
第二天，中午當然沒有人幫我準備便當，正在長大的孩子，到了下課放學，已飢餓難忍。又走進麵攤，問老闆：「我可以只要半碗陽春麵，付一半的錢嗎？」我的聲音平靜，表情更平靜，可能自小倔強，做任何事遇任何狀況都不輕易流露情緒吧！老闆想了一下：「好。」沒有多久，他給了我一整碗陽春麵，我愣了一下，因為我狐疑他耳朵是否聽不清，而且我口袋鐵定付不出一碗陽春麵的錢。沒敢動筷子，走到正熱騰騰煮麵的攤子，我拉拉他的手，「老闆你搞錯了……」他立即以濃重的四川鄉音回答我：「妳先吃，我忙，待會兒再說。」我坐下來，還沒吃完半碗，老闆突然扔了一個滷蛋到我碗裡，轉身又走了。
我靜靜坐在那裡，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，再問怎麼回事。約莫黃昏五點，客人少了些，他走過來問我：「小女孩，妳的外婆呢？」我據實以告。他立即說：「妳以後天天來，外婆會好起來，妳不要怕，她回來了，我再和她算錢。」
那一夜我的三阿姨從台北趕回來探外婆，我趕緊告訴她我欠麵攤老闆錢的事，她當晚帶著我向麵攤老闆致謝，並還了錢。隔幾天麵攤老伯伯告訴我，自己十六歲就在田裡被抓伕當兵，一路打仗逃難，就靠許多不認識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濟……才能活到今天。「你這女娃兒聰明，好好讀書，孝順外婆。」
十一歲的我沒有太多同理心，受到一個中國戰亂孤窮老兵的照顧。我沒明白，當他說「好好讀書」，是因為他沒有讀書的機會；當他囑咐「好好孝順外婆」，是因為他被迫和父母離散，已無孝順的機會。那孝順叮嚀是遺憾，是另一種想家的表達，是深沉的嘆息。
四川外省麵攤老闆在我們這個本省家庭口中，一直以來綽號就叫「老芋仔」。芋仔是一種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，扔在哪裡就長在哪裡。長相不好，烤熟吃起來卻甜甜鬆鬆，削皮時手摸著，有點發麻。滿山遍野，只要挖個洞，就可找到幾顆鬆軟芋仔。芋仔命賤，「老芋仔」型的外省人，命也薄得很。過去光顧他的麵攤無數次，我們沒人關心他從中國大陸哪個省分來，怎麼和爸爸媽媽失散，好似他是個石頭蹦出來的怪物。他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，只有陽春麵特別便宜好吃，一個夜市裡搭個違章建築從早賣麵到晚，白天也蜷曲攤門睡覺的孤伶攤販。
外婆後來果然安然回家，牽著我向「老芋仔」麵攤老闆致謝。一年後，有天麵攤門口特別熱鬧，原來娶親了。姑娘從梨山山上買來，清瘦嬌小的女子，沒隔多久也生了小孩，小姑娘常背著小孩在攤前燙麵。麵攤老闆難得經常帶著笑意對人說話，這遲來的幸福，滋味應該特別甜。
我之後常常特別光顧麵攤，標準菜色「陽春麵加滷蛋」，像一種感念儀式。幾次聽到他在旁邊教太太，麵要煮得好，放下去的時候，得立刻撈起來，再擱回去；千萬不能一次燙太久，否則湯糊了，麵也爛了。
有天麵攤老闆不做生意了，關了門，哭嚎的聲音，穿透薄薄的夾板，凡路經夜市的人都聽到。隔壁雜貨店老闆娘轉告外婆，「老芋仔」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，兒子也帶走了，還把他長年積蓄、擺在床底下的現金全偷個精光。我望著緊閉的門，有幾次衝動想敲大門，但又覺得突兀……就這樣過了三天，老芋仔上吊自殺了。上吊時，繩子掛在違章建築梁上，臉就對著後牆的蔣介石遺照。
這是我的第一堂「同理心」之課，我的「同理心」導師，我不知道他識不識字，上了多少學，我甚至寫不出他的全名；但他教導我的「同理心」之課，我終身深刻難忘，恩情似海。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慘的驚嘆號結束，更令我難以忘卻他曾在我寂寞困難時給我的溫暖。
他是個小人物，而他的一生，在哭嚎中，在一切絕念中，在一切棄絕後也就結束了。屍體沒有送行隊伍，沒有人為他至少煮一碗麵、丟個滷蛋送行……警察局、收屍者，一個卑微「老芋仔」，一朵比雲還輕的生命，走了。
他的身影，那些溫暖的囑咐，帶著鄉音的安慰，打破了我們家中許多長輩灌輸在我腦海因「二二八」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見，也使我後來在參與的政治行動中，絕不同意任何族群的政治語言。當然也自然形成我曾與島嶼上熟識朋友們，重大的政治隔閡。
近日因某一事件，人們又談起了榮民，談起了那些被時代徹底犧牲的人。我想說的是：其實他們一直在我們身邊，每個人不管本省、外省人，富貴貧賤，都會遇見類似的人物。他們開計程車，當大廈管理員，在河床搬石頭做苦力，開通橫貫公路成冤魂……那些悲慘時代的卑微人物，一直在我們身邊。
而我們對待他們的方法，大半擦身而過，因為我們的社會不只沒有教導我們「同理心」；相反地，它教導每個人觀看的都是自己的、家族的、同一村落，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。
漢納．鄂蘭論述「極權主義之惡」時，對此曾特別指出，那些信奉納粹主義的屠殺者，只是沒有深度，他們沒有我們想像的邪惡，單單只是「不願意設想他人的處境」。「因為所謂的人性，如果完全不設想他人的處境，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。」
同理心，知易而行難。甚至有時候教育體系的大道理，例如「民族」、「愛國」恰巧是相反的「非同理心」，我們的「團結」來自於拒絕理解和我們處境不同的人。「我們」的認同，凝聚於排斥驅逐「他者」的行動。
同理心，不只要「捨不得」別人，更要「捨得」自己。不去苦苦追問自己曾經的痛，而設身處地理解別人的苦。
同理心，不需要偉大的理論，它是一種學習，一種徹悟，一種跨越人性的障礙，理解和你不同的人。
這個世界、社會、哪怕一個小家庭都是由不同的人組合而成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。我們在提出任何一項主張或結論時，至少要有一種警覺心，世界若由一個人、一群相同血統或語言的人作主，這個世界一定有邪惡的排他性。
同理心，不需大道理，就是暫時放下自己，換位在他人處境思考……有時候它只是一顆滷蛋，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，一點適時溫暖的微笑。
同理心，不需要語言，它就是一個使自己變得更有人性的過程，如是而已。
托爾斯泰有句名言：「每個幸福的家庭，故事都是一樣的；每個不幸的家庭，各有各的不幸。」
現代人的仇恨或者輕微一點說彼此之間的「誤解」與「隔閡」，許多正來自於欠缺同理心。我們看到一個老榮民的背影，刻薄者稱其「中國難民」，勢利者認定他們「底層窮人」；有多少人在一個榮民擦身而過時，想到他所屬的時代悲涼，感念他們的奉獻與卑屈，反省我們的殘酷與冷漠。
「同理心」的建立如此匱乏，小從家庭內部的親情，職場彼此的互動，擴及社會不同群體。世間有這麼多的兄弟鬩牆、社會仇恨……因為「同理心」，不是我們的本性，也不是我們社會教育的主題。
我們的本性是觀照自己，不是理解他人。我們的本性在不知不覺中自私且無情；除非透過反省、經由學習，承認且意識此種「人性的匱乏」，我們的本性才能盡量避免「平庸之惡」。是的，平庸之惡，當我們將人性停留於直覺的平庸時，我們的本性便會惡罪其中。我們甚至不會自覺，理所當然。
這是著名的學者、也是我研究所第一任校長漢納．鄂蘭對極權主義起源的精準描述。人，不用太壞，只要沒有為他人設想之心，只要愚魯且自私，便可能成為邪惡之人。
而克服這種人性之惡的方法，正是「同理心」。
我人生第一個同理心的「大事件」，來自外婆的重病。十一歲之前，外婆對我的疼愛照顧，無微不至，直到她突然心臟腫大，住進了台中中山醫院加護病房。
那是某一個傍晚，外婆突然喘不過氣來，四阿姨一看不對勁趕緊帶著外婆住院。我看著救護車呼嘯，笛聲回鳴，好像準備穿透我的一切，永恆隔下一道分割線。
之後，我又跑又走了約莫三十分鐘的路程（在那之前，我出名也可笑地連過街都要大人牽手才敢過街），經過了十幾個紅綠燈，穿越了許多不熟悉的街道，不斷問路邊人：「請問中山醫院在哪裡？」那是我的第一次「流浪」，我知道我往哪裡去，卻不知道自己的遠方有多沉重。我明白一個十一歲孩子在醫院裡不能做什麼，但是我必須抵達那裡，那是我在人間惟一的依靠，她躺在隔著一個高牆厚門的病房裡……她正被急救，醫生說她可能度不了。
我不是一個節儉的孩子，外婆給多少零用錢我從來只有透支，沒有存餘。深夜，茫然地回家，口袋只有五塊錢台幣，飢腸轆轆，到了家門對面的麵攤子，下意識走進去，點了一碗陽春麵。
麵攤老闆是一個外省退伍老兵，煮得也擀得一手好麵。外婆疼愛我，常常瞞著阿姨們帶我至麵攤子點滷蛋、海帶芽、滷豬耳朵，加一碗陽春麵。那個深夜，老闆看我一個小孩走進來只點陽春麵，便慣常地問：「滷蛋？」我平靜回答：「不要。」
第二天，中午當然沒有人幫我準備便當，正在長大的孩子，到了下課放學，已飢餓難忍。又走進麵攤，問老闆：「我可以只要半碗陽春麵，付一半的錢嗎？」我的聲音平靜，表情更平靜，可能自小倔強，做任何事遇任何狀況都不輕易流露情緒吧！老闆想了一下：「好。」沒有多久，他給了我一整碗陽春麵，我愣了一下，因為我狐疑他耳朵是否聽不清，而且我口袋鐵定付不出一碗陽春麵的錢。沒敢動筷子，走到正熱騰騰煮麵的攤子，我拉拉他的手，「老闆你搞錯了……」他立即以濃重的四川鄉音回答我：「妳先吃，我忙，待會兒再說。」我坐下來，還沒吃完半碗，老闆突然扔了一個滷蛋到我碗裡，轉身又走了。
我靜靜坐在那裡，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，再問怎麼回事。約莫黃昏五點，客人少了些，他走過來問我：「小女孩，妳的外婆呢？」我據實以告。他立即說：「妳以後天天來，外婆會好起來，妳不要怕，她回來了，我再和她算錢。」
那一夜我的三阿姨從台北趕回來探外婆，我趕緊告訴她我欠麵攤老闆錢的事，她當晚帶著我向麵攤老闆致謝，並還了錢。隔幾天麵攤老伯伯告訴我，自己十六歲就在田裡被抓伕當兵，一路打仗逃難，就靠許多不認識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濟……才能活到今天。「你這女娃兒聰明，好好讀書，孝順外婆。」
十一歲的我沒有太多同理心，受到一個中國戰亂孤窮老兵的照顧。我沒明白，當他說「好好讀書」，是因為他沒有讀書的機會；當他囑咐「好好孝順外婆」，是因為他被迫和父母離散，已無孝順的機會。那孝順叮嚀是遺憾，是另一種想家的表達，是深沉的嘆息。
四川外省麵攤老闆在我們這個本省家庭口中，一直以來綽號就叫「老芋仔」。芋仔是一種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，扔在哪裡就長在哪裡。長相不好，烤熟吃起來卻甜甜鬆鬆，削皮時手摸著，有點發麻。滿山遍野，只要挖個洞，就可找到幾顆鬆軟芋仔。芋仔命賤，「老芋仔」型的外省人，命也薄得很。過去光顧他的麵攤無數次，我們沒人關心他從中國大陸哪個省分來，怎麼和爸爸媽媽失散，好似他是個石頭蹦出來的怪物。他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，只有陽春麵特別便宜好吃，一個夜市裡搭個違章建築從早賣麵到晚，白天也蜷曲攤門睡覺的孤伶攤販。
外婆後來果然安然回家，牽著我向「老芋仔」麵攤老闆致謝。一年後，有天麵攤門口特別熱鬧，原來娶親了。姑娘從梨山山上買來，清瘦嬌小的女子，沒隔多久也生了小孩，小姑娘常背著小孩在攤前燙麵。麵攤老闆難得經常帶著笑意對人說話，這遲來的幸福，滋味應該特別甜。
我之後常常特別光顧麵攤，標準菜色「陽春麵加滷蛋」，像一種感念儀式。幾次聽到他在旁邊教太太，麵要煮得好，放下去的時候，得立刻撈起來，再擱回去；千萬不能一次燙太久，否則湯糊了，麵也爛了。
有天麵攤老闆不做生意了，關了門，哭嚎的聲音，穿透薄薄的夾板，凡路經夜市的人都聽到。隔壁雜貨店老闆娘轉告外婆，「老芋仔」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，兒子也帶走了，還把他長年積蓄、擺在床底下的現金全偷個精光。我望著緊閉的門，有幾次衝動想敲大門，但又覺得突兀……就這樣過了三天，老芋仔上吊自殺了。上吊時，繩子掛在違章建築梁上，臉就對著後牆的蔣介石遺照。
這是我的第一堂「同理心」之課，我的「同理心」導師，我不知道他識不識字，上了多少學，我甚至寫不出他的全名；但他教導我的「同理心」之課，我終身深刻難忘，恩情似海。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慘的驚嘆號結束，更令我難以忘卻他曾在我寂寞困難時給我的溫暖。
他是個小人物，而他的一生，在哭嚎中，在一切絕念中，在一切棄絕後也就結束了。屍體沒有送行隊伍，沒有人為他至少煮一碗麵、丟個滷蛋送行……警察局、收屍者，一個卑微「老芋仔」，一朵比雲還輕的生命，走了。
他的身影，那些溫暖的囑咐，帶著鄉音的安慰，打破了我們家中許多長輩灌輸在我腦海因「二二八」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見，也使我後來在參與的政治行動中，絕不同意任何族群的政治語言。當然也自然形成我曾與島嶼上熟識朋友們，重大的政治隔閡。
近日因某一事件，人們又談起了榮民，談起了那些被時代徹底犧牲的人。我想說的是：其實他們一直在我們身邊，每個人不管本省、外省人，富貴貧賤，都會遇見類似的人物。他們開計程車，當大廈管理員，在河床搬石頭做苦力，開通橫貫公路成冤魂……那些悲慘時代的卑微人物，一直在我們身邊。
而我們對待他們的方法，大半擦身而過，因為我們的社會不只沒有教導我們「同理心」；相反地，它教導每個人觀看的都是自己的、家族的、同一村落，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。
漢納．鄂蘭論述「極權主義之惡」時，對此曾特別指出，那些信奉納粹主義的屠殺者，只是沒有深度，他們沒有我們想像的邪惡，單單只是「不願意設想他人的處境」。「因為所謂的人性，如果完全不設想他人的處境，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。」
同理心，知易而行難。甚至有時候教育體系的大道理，例如「民族」、「愛國」恰巧是相反的「非同理心」，我們的「團結」來自於拒絕理解和我們處境不同的人。「我們」的認同，凝聚於排斥驅逐「他者」的行動。
同理心，不只要「捨不得」別人，更要「捨得」自己。不去苦苦追問自己曾經的痛，而設身處地理解別人的苦。
同理心，不需要偉大的理論，它是一種學習，一種徹悟，一種跨越人性的障礙，理解和你不同的人。
這個世界、社會、哪怕一個小家庭都是由不同的人組合而成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。我們在提出任何一項主張或結論時，至少要有一種警覺心，世界若由一個人、一群相同血統或語言的人作主，這個世界一定有邪惡的排他性。
同理心，不需大道理，就是暫時放下自己，換位在他人處境思考……有時候它只是一顆滷蛋，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，一點適時溫暖的微笑。
同理心，不需要語言，它就是一個使自己變得更有人性的過程，如是而已。
